1957 年 9 月，我从交通大学西安部分转回到交通大学上海部分，这是因为1956 年决定的交通大学全迁西安的计划，到了 1957 年改为分设上海和西安两地，而我所学的电力机车专业只设在上海。这也是我第一次从家乡小城安庆，来到久已仰慕的际国大都会上海。

初到上海，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尤其是上海交大就在上海徐家汇闹市区，出门就是车水马龙。

一阵好奇之后马上就要在新环境中开始新的学习了，开学前一天我找到了第二天要上课的新教室，所谓新教室也就是原来的老教室经改装后的阶梯大教室。当我正打开次日要用的课本时，突然走进来几个人，前面一位这次虽然穿着简朴但看似好像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后面还紧跟着两位手拿纸笔的工作人员。前面的人个头稍高、清瘦、戴着眼镜，呀！我突然想起来了，他就是在同学中口碑甚好的彭康校长，他还兼任着校党委书记。他一边四处看看，一边向后面的人交待着什么。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看到交大彭康校长，第一次是1957 年新年前后，那时还是大一学生，在西安交大新教学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我正在随便翻着书，教室里人很少，只有 4、5 个同学。忽然门被轻轻推开，一位内着西装领带外套呢子大衣、戴副深度眼镜、十分文人气质的长者走进来，有一个同学起身喊了声“彭校长”，大家也随着站起。他跟我们轻轻笑笑，叫大家坐下，然后就退出了，又把门小心 关上。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一位大学校长，感觉跟中学校长大不一样。那天晚上我从小教室回到宿舍时，就听同学们议论彭校长从上海来到西安之事，还说恰巧当晚大饭厅里举行新年舞会，有人看到他在那里受女同学之邀跳了两支曲子。

彭康是位有点传奇色彩的大学校长，我在入学前就听过他的传闻。说有次学生食堂早餐稀饭有异味，不知校长怎么知道了，他来到食堂，同学们就请校长尝尝，他立即就尝，随后他叫食堂人员把原来的稀饭拿回去，从新再做。

还说他解放前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他曾留学日本帝国大学获博士学位，还坐过国民党大牢，因为牢中受虐，舌部受到伤害，发音有点障碍。说他在党内级别很高，享受省委常委级待遇，解放后任命他为交大校长时，他先到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所大学考察，回国后才到交大上任，并首先走访校内知名教授。

我 1957 年到上海后，几乎年年政治运动不断，首先就是惊心动魄的反右派斗争，然后又是人人要过关的批判白专道路。反右结束时我们班有五位同学戴帽开除，平时他们从学习到班级活动，都称得上是佼佼者。在一个 30 人的小班里反出了五名右派，在全校是很突出的。当时这五名右派大都被送到新疆劳动，出发前学校问他们可有什么要求，有位同学请求学校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母亲。学校出于人道考虑，答应了请求。后来我听同学讲，因为这名右派早年丧父，他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上了大学，他不忍心让可怜老母遭受这种致命打击。后来他被平反复学，再后来居然当上了上海一所大学的教务长。上海交大对右派学生的善后处理是比较人性化的，在教职人员方面，上海老交大的老师背景一般都比较复杂，据说，彭康校长以他的资历和影响，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保护了一大批老教授和老专家。全校经过了这样严肃、令人生畏的反右运动后，校园环境一片革命浪潮，上课变得次要，搞运动则是雷厉风行，上面一号召，下面就立即行动。像除四害，搞卫生，打麻雀，挖蝇蛹，除臭虫，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类劳动都成了当时大学生的首要任务。

1958 年当全国掀起学习总路线，大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的三面红旗时，彭康校长又从西安来到上海，在大礼堂，现在叫文治堂对全校师生作了一次学习总路线动员报告。我坐在分会场，听他讲话节奏较慢，语音不十分清晰，一字一句，不加修饰。据说他讲话不带稿，出口成章。

那段时期课堂教学可以随叫随停，而各项政治学习和劳动任务则随时可以大张旗鼓的搞起来，此外每学期还有两周下乡帮助农民搞农业机械化和干农活的任务。

我们即使上课也是稀奇古怪，一边上课，一边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批？说来有点荒唐，要我们编写自己还没学过的教材，似乎是要教授照着学生编的“教材”给学生上课！真是天下奇闻。据说当时学生编写的“教材” 在 1958 年上海教育革命成果展览会上还展出过。

那时还有军事化训练，劳卫制达标等等任务。有天晚上我正在熟睡中，突然班上体育委员把我叫醒，我问什么事，他说快起来射击，争取达标。其实我们白天被各项运动搞得精疲力竭，那里还想到什么射击之事，我在睡眼未醒状态下，趴在垫子上扣动着小口径步枪的扳机，奇怪的是，一星期后班上给我一张小卡片，说我射击达标了！

1958 年下半年我突然咯血病倒，被送进医院。三个月后当我出院时已经跟不上原班的课了，于是我住到学校的学生疗养区，半休半读的跟着下一年级上课。我印象中这次住院对我进行了很多治疗，检查和用药都不少，出院时只需在单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不收一分钱，因为那时大学生享受着等级很高的公费医疗待遇。

住院期间我有些意外感觉，自己在交大上学不觉得有什么不同，可外界对交大的学生很是看重。我同病房有位病友当他知道我是外地人时，他说：你很了不起，我们本地人想进交大都很难。当他的儿子来看望他时，他总是指着我勉励他的儿子努力读书。

我因住院尚未完全康复，在下一年级的新班受到很多照顾，有许多劳动不让参加，自己又处于半读半休状态，因此常到学校的老图书馆里坐坐。这是一座红砖红瓦典型的欧式建筑，它就坐落在学校的门楼式朱红色大门旁，据说这是解放前交大毕业生捐资兴建的。馆内有丰富的古今中外藏书，在这座建筑里我知道了世界上除了牛顿、爱因斯坦，还有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等等。当我读到这些大师的作品时，我顿感人类知识之无穷和个人之渺小，也陶冶自己要有点正义感和责任心。我完全没料到，我考交大是为学工程而来的，结果她为我提供了这么多的人文大餐。

与此同时，除了运动紧张外，不知不觉又感到“进口”吃的东西也紧张起来，上海也不例外。我们班的粮食定量有必要重新考虑，学校给我们的总量不变，班内调整。当时粮食定量犹如生命，同学们表现得异常友爱，毫无保留的服从班级调整。

大约在这个时候，一天晚上，教室里多出了一个同学，他一声不响坐在角落里低头看书。几天后我才知道，他原是比我们高两个年级的右派，因摘帽恢复学籍返校复学，这恐怕也是交大特有的对失落学生的网开一面，也可能因此为国家挽救了部分才子。以后他渐渐容入到班上同学中，学习很好，话不多，像他这样能回校学习，算是右派中的幸运儿了。

那个年代各项运动和政治学习接连不断，不要说上课，就连睡眠时间都难以为继。不过，再好的事也不能一成不变的搞下去，再好的歌也不能一个调子唱下去，社会上提出要民众休养生息，学校里也提出要学生回到课堂。这时彭康校长又飞到上海，又在文治堂，给全校师生做了一次关于教学方面的报告，我还是在分会场收听。他说学校要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教学上要补缺补差，要保证同学们毕业时完成原订的教学任务。在报告中他提出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强调基础课要在保证本身系统的要求下精简教材，专业课则要求在精简的基础上保证它的完整性。从校长的报告中，我隐隐感受到，他早就等着这一天给我们做恢复教学秩序的报告。他要求同学们在一年时间里把失去的两三年时间补回来，并宣布从当天起晚自息后教室不关灯，这真是个大胆而难度很大的任务，实际上某些课程的删减是在所难免的。

突然，同学们好像一下了又变成了书虫，教室里、宿舍里、图书室里，到处灯火通明，各类学术讲座也重新登上讲坛。彭校长还强调，必要的实习也要补上，因此我们班除了在上海本地相关单位实习外，还到了东北的抚顺，湖南的湘潭和株洲田心等这些电力机车使用和生产单位实习。

一阵紧张的补缺补差繁重的学习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时间很快就到了 1962 年，最后的毕业设计和毕业答辩也完成了。当我拿到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文凭时，上面的校长印章竟然是谢邦治，而不是彭康。我这才知道，大概是一年多前，国务院决定原来由统一领导、分设两地的交通大学，已改为两所独立大学，即西安交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并任命彭康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谢邦治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那时大学普遍是 5 年制，交大也是，而我因病又加了一年在校时间，我 1956 年入学，1962 年才拿到大学毕业文凭。文凭发下后，学校叫我们不要离校，说分配方案马上就要下来，在校坐等上班。这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大特征：高考后坐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拿到毕业文凭后又坐在学校里等工作派遣证，完全不用求人找关系。

在我即将离校时，感到上海交大不仅为我提供了走向专业技术人员的通道，而且还为来自小城的我在文艺和体育方面增进视野开阔眼界。校内老图书馆前有一片很大的四方形绿茵茵草地，当初我以为只是休闲的场所，后来我在这里欣赏到了上海赛区的精彩的垒球比赛，这片草地原来还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垒球场。学校的篮球队和乒乓球队也是上海高等院校第一流的，排行在全国甲级队行列。我比较喜欢看篮球比赛，正规比赛都是在校内体育馆的二楼球场进行。馆里还有室内游泳池，遗憾的是我正准备在这里学习游泳时，突然病倒而作罢。

校内的文治堂在上海也很风光，上海知名文艺团体几乎都来这里演出过。我曾在这里看过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民族乐园、上海实验话剧院、上海越剧院等剧团的演出，甚至具有国际水平的前苏联新西伯利亚芭蕾舞团也在这里跳过小天鹅湖，每逢周末如没有演出，必有热门电影。

分配方案下来了，我与班上大多数同学一起带着在校时的简单行装，前往铁道部湖南株洲电力机车厂和电力机车研究所报到，我分配在厂里到工厂报到。

当我 2008 年到株洲田心参加同学相识 50 周年聚会时，我看到原来的工厂已是中国南车集团属下生产《和谐》号动车组的大型企业。那一地区满眼望去，各类现代化大型厂房、高精度试验室和科研单位星罗棋布，已形成了壮观的中国电力机车城。

若干年后，我们还不时忆起彭康校长。有次，听一位老交大的同学讲，我们心中印象深刻、师生敬仰的彭康校长在文革中去世了。我急切地问是怎么回事？他说，1968 年春，西安交大来了一些山东红卫兵，要彭康写旁证材料，由于对方要求不合理，引起彭康反感，发生了争执。当对方提到康生时，彭康说康生算什么东西。于是外来红卫兵第二天给彭康戴高帽，挂重牌，游街批斗，致使年近古稀的彭康无法承受，倒地身亡。这位性格刚毅的老“左联”，坐过 7 年半国民党大牢，具有 40 年党龄的共产党党员，也曾在多次政治运动中保护过老交大一大批老教授和老专家，此时此刻却无力保护自己，无声无息倒在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