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交通大学1952届校友、系统管理学科奠基人汪应洛

卢沟桥事变一声炮响，打破了汪应洛童年和平安宁的生活。他随家辗转迁往重庆，小学期间在日本侵略军狂轰滥炸的战争环境中度过，住家被炸平烧成灰烬，幼小的心灵经受了血与火的锤炼，自幼培育了爱国图强、发奋学习、振兴中华的志向。抗日战争胜利后，汪应洛举家迁往上海，在得来不易的生活环境中，立志勤奋学习，向往科学救国。

高中三年，汪应洛奠定了较好的文化素养和扎实的数理基础，但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数理化的不问政治的倾向。就在上海即将迎来解放之时，汪应洛面临着大学升学，当时心目中锁定的大学有两所：一是交通大学，二是圣约翰大学。1949年5月，上海彻底解放，汪应洛同时考取了这两所大学。但深受解放初激情澎湃的革命潮流影响，他最终选择了有“民主堡垒”之称的交通大学，选择了与实业报国志向紧密相连的工业管理工程系。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在交通大学这个革命熔炉的锤炼下，汪应洛先后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958年，汪应洛响应祖国的召唤，全家随校迁往西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西迁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在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汪应洛几十年如一日，放弃了多次返回上海或去国家部委工作的机会，扎根在大西北，1958年任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副主任，1978年在西安交通大学创建全国首个管理工程专业并任系主任，1984年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说：“在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我深刻体会到科学管理乃治国之道。为此，我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我国工程管理学科的建设和工程管理创新研究中。”

因为幼年经历过炮火中的颠沛流离，汪应洛深感国家强大的重要。工业救国的思想在他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工业强则国家强”的观念也促使他一辈子献身科研。他在管理学科领域取得诸多开创性成果，创建中国管理工程学科和管理学门类重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培养了我国大陆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在国内最早开办培养既有工程知识又有管理理论的高级管理人才的工业工程双学位教育，最早开办国内MBA、EMBA教育。这不仅仅是一种使命，也是出于对管理教育事业的热爱。

自20世纪70年代末，汪应洛开始将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解决中国工程管理和社会经济问题，推动了系统工程从工程向管理领域的发展，出版了第一部以解决管理与经济问题为导向的系统工程教材，是中国系统管理学派的重要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汪应洛开始着手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科，为中国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学科的发展、繁荣及相互融合作出突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汪应洛致力于系统工程在国民经济重大决策中的应用，将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于管理工程、工业工程等领域，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汪应洛在中国率先提出了生产率工程的理论体系和系统的“核”与“核度”的理论。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深厚文化底蕴，他和他的学生提出了和谐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管理学派的标志性成果，开始创立具有中国元素的管理学派。

每周工作时间不分白天黑夜，从来不知疲倦。这些都是汪应洛的学生和跟随他工作多年的学术、科研及行政助手对他的真实评价。汪应洛非常注重工作效率，在外出差也是把整个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助手时常提醒有关活动的组织者不能给汪老师安排强度太大的活动，而汪应洛总是说没有关系。无论出差回来多晚，他第二天早上仍然会按时坐在办公室里开始工作。

汪应洛和学部的院士们一起承担着国家的重大科研任务。他下矿井、到现场调研、参加科研团队讨论，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大胆阐述研究观点。他总是及时为大家指点迷津，为研究团队指引方向。汪应洛经历过两次大病：1994年，在北京作完一场报告后他突发脑溢血倒在了会场；2001年，他患了结肠癌，但两次大病都没有击倒这位顽强的老人。他每次住院，只要病情稍微好转，就开始在病床上工作。汪应洛用他的一言一行教育和引导着年轻人，感动着他的每一位学生。

作为中国第一位管理工程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流动站导师，汪应洛培养博士生上百名。他指导的许多学生学有成就，有的获得“中国青年科学家”称号，担任校长、院长职务，有的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并入选国家级人才，多人被评为教授和博导并成为年轻的学术带头人，有些学生则成为省部级领导、优秀企业家。他说：“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能为国家多培养些人才，看着他们在各自领域发挥出来的作用，我心里异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