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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故事:华宏星 | 高考,给了一个“知青”不一样的人生

发布时间:2017-06-27

      华宏星,上海交大特聘教授,振动、冲击、噪声研究所原所长。现为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振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振噪检测与故障诊断专业委员会”主任
 
这五个月,大概是人生中最苦的五个月,比在农场里的四年还要苦。
 
我是一名知青,属于“新三届”。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那一年,我还是上海远洋运输公司航修站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此前我已经在上海崇明前进农场工作了四年。如果没有高考,我将继续在这个航修站工作下去,我也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电焊工,也许我也会经历下岗再就业,也许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种光景。
 
1978年,看着1977级大学生走进校园,内心有羡慕、也有不甘。别人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但不得不面对的是,我只有小学文化水平。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是五年级,初中的时候几乎不上课,半年“学工”,在工厂当搬运工,半年“学农”,在奉贤南桥的一个生产队务农。我很清楚,我没文化,我就只有一元一次方程的水平。
 
但我心中有梦。我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帮我半夜排队,从新华书店买到了一套16本的自学丛书,丛书包含数学、物理、化学等初中、高中课程,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我就是靠着这套丛书,一点一点地慢慢学起来。白天上班、晚上学习,没有老师,全靠自己,为了证明一道三角函数的题目,甚至熬夜到天明。整整五个月的时间,废寝忘食,完成了别人初中高中六年才能学完的课程。
 
这五个月,大概是人生中最苦的五个月,比在农场里的四年还要苦。没有任何文化基础,英语也得从ABCD学起,想要拼命抓住高考这根救命稻草,却又太怕自己抓不住。我觉得人生中所有的痛苦、困难、挫折和磨练好像都浓缩在了这半年。这半年,太过劳累,瘦了十几斤,参加完高考后甚至尿出血,化验指标出现五个+,三个+已不得了。但是,经历了这半年的磨练,我觉得此后的人生字典中再无“辛苦”二字。
 
当时高考题目对我来说有点难,现在看来是太容易了。高考结束后,自我感觉不太好,仔细想想觉得这道题做错了,那道题可以做得更好,有些懊恼,有些遗憾。拿到成绩单,339分,比录取分数线多了19分,我便只填了上海交大这一所学校,可惜没被录取。过了半年,大学扩招,300分为分数线,我也没有被录取。我实在是想不通,明明过了分数线却始终不被录取,于是我跑到了参加高考时的考点去一探究竟。

      原来我的材料在第一批录取的时候就没有送出去,第二批扩招的时候材料不知放哪了。庆幸的是,后来我的材料找到了,我填了上海交大机电分校,第二天在单位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那一天是星期六,内心的激动、欢喜不可言表,迫不及待地想同女朋友分享。未曾想,骑车半路上居然把通知书给弄丢了,一位有好心人帮我寄回单位。
 
高考、留学,都以比较短的速度完成,一直觉得基础不好,学习未曾停顿。

      上大学时我已经24岁,按照现在来算是许多研究生毕业的年纪。进大学分专业,稀里糊涂地就选择了机械,因为我当过电焊工、冷作工、放样工,所以对机械还算懂些。我自知基础不好,而且比较笨,只能笨鸟先飞。所以每次上课前都会预习,老师的课堂讲解就当作加深理解的过程。毕业设计是630严金坤老师带我,他对我印象很好,说你怎么不继续留校读研究生。多年后我回到交大,他说你还是回来了,虽然我的研究方向已经变了。

      1984年,我考了GRE和托福,托福成绩595分,当时能考600分的并不多,GRE成绩也不错,顺利获得了美国里海大学的全奖和几所学校的半奖,此时我已获得赴欧洲国家公费留学名额。又是一件蹊跷事,我等了整整一年才拿到签证,其中不知到比利时使馆问了多少回。我到了比利时,中国使馆教育参赞告诉我,我的鲁汶大学博士生奖学金因期限问题转给了其他人。我选择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三年半的时间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成绩是最优。
 

      当时只要是国外毕业的,一百美金加一份申请表就能到加拿大,几乎所有的国外留学生都选择了这条路,但我妻子和小孩都先我回国,所以我要回国。比利时著名的LMS软件公司,有意让我主管中国区的技术支撑,但从商不是我的梦。我是上海人,自小在襄阳路长大,家附近邻居有几位叔叔辈都在交大,当时心里的梦是做一名老师,尤其是上海交大的老师。

      高考、留学,我都以比较短的速度完成,觉得基础不好,学习的状态,未曾停过。我学的是应用力学,到了交大振动、冲击、噪声研究所,许多东西都不懂。结构声学、气动声学、流体力学、舰船冲击水下爆炸,这都不是我的专业范围。我就不断地学习,把握内在关系,把数理方程书翻烂。这些东西看似不一样,数理方程其实一样。如今振动冲击噪声涵盖这么多学科,航空航天、水面水下这么多领域,作为国家国防层面上有关振动噪声方面的领域专家和专业组组长,我不得不再次发扬准备高考的那种精神,保持一直学习的状态,但以后再苦也比不上准备高考那五个月。

       自己一点一滴的奋斗之路,也影响了女儿。从小就给她三个字,“靠自己”,老爸就是靠自己。所以她从小就建立起自觉向上的学习态度,自立、自强、自信,知道一切要靠自己,自觉去努力。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困难、痛苦和挫折都是最好的老师。
 
时间过得真是快,跟农场300多战友干活的场景仿佛就在昨日,一场高考改变了一切。2005年,时隔近20年,跟昔日的农场战友在上海杏花楼聚会,有人问我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我说做老师,他问在什么地方做老师,我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地说在交大。其实心里是很自豪的,只是不愿流露出来。我们这一代人,像我这样改变命运的,太少太少。他们中有四十几岁就下岗的,有生活不那么如意的,我不愿去戳碰我们这一代知青的痛处。他也非常幽默地说,你是教授,但我可是“两院院士”,医院里看看病,公园里散散步,这是一种自嘲,也是一种无奈。

      从没什么文化基础到60多岁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特聘教授,靠着拼搏,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我是50年代生人,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即使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也不多了;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了年龄没有任何“长江”、“杰青”头衔的人能走到特聘教授的,更少了,我真要感谢学校对我的关怀。当院领导鼓励我参加讲席教授竞聘时,我谢辞了,我觉得自己已经从社会获得太多了。个人从这个社会得到的回报,应该小于或等于你为这个社会创造的价值。

      当我听到“我爱你中国”的时候,那最后一段歌词“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心里总会想到我和我们这一代知青,我们都已经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你。我也可以说,我把壮丽的中年也献给了你,但农场的战友们,能用“壮丽”这个词吗?也许未来我还能做出些新的贡献,但农场的战友们,他们早已没有也许了。回过头来看看,我认为,物质的进步不代表道德的进步,学位的高低不代表道德的高低,这些知青战友反而是很可爱的,很讲义气的。平平淡淡之中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品质,他们离这个高尚境界要比我近得多。
 

      在我的人生中,我最感谢的就是这准备高考的半年,这半年等于六年,我把每一个月当一年十二个月来用,它让我梦想成真,实现了命运的大转折,把由于人才断层给予的好处都拿到了。如果有什么话可以送给现在的年轻人,我想说的是,年轻人心中要有梦,在你前进的路上不断有新的梦,要敢想、敢说、敢做、敢担当,要坚持真爱,把年轻人该有的朝气表现出来,这样的世界才会精彩,这样的世界才会有创新。引导你们怎样做人的老师是好老师,但不是最好的老师。在追梦的路上,所有的困难、痛苦和挫折才是最好的老师。

      你们心中有梦吗?在你前进的路上,不断有新的梦想吗?像我这样的知青都敢有梦,你们有何不敢呢?要把你的梦融于中国梦之中。有一句年轻人都很熟悉的歌词,我稍作修改,“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一样地对爱痴狂?对梦想痴狂?”
 
本文由张玲玲等采访整理,经故事当事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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